【高通】高通诉苹果的争议与启示 两大巨头争什么？

    高通诉苹果的争议与启示 两大巨头争什么？

12月10日晚，一则新闻刷爆了科技圈：福州中院授予了高通针对苹果公司四家中国子公司提出的两个诉中临时禁令，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针对高通两项专利、包括在中国进口、销售和许诺销售未经授权的产品的侵权行为。

与此次禁令相关的产品很多，包括：iphone6s、iphone6splus、iphone7、iphone7plus、iphone8、i-phone8plus和iphonex。

换言之，除了今年新推出的三款新iphone，市面上还在销售的所有iphone机型都会受到禁令影响。

禁令一出，各种评论纷纷登场：有的评论认为，这次禁令会对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量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对苹果造成重大打击。

有的评论认为，该禁令会为高通在和苹果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赢得很大优势，从而逼苹果妥协，甚至因此终结两大巨头之间旷日持久的专利官司。

还有评论认为，这其实是我国应对贸易战压力的一个高招……那么，这些观点到底哪些对，哪些不对呢？

根据《民事诉讼法》，进行保全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避免对当事人继续造成伤害。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况：如果甲乙两人正在为争夺某处房产的归属进行诉讼，在此过程中，如果实际占据房产的一方将房产变卖，或者对房产进行破坏性改造，就不仅会增加以后执行的难度，还可能对另一方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对于专利行为进行保全的法律根据最早见诸于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第61条（在现行《专利法》中为第66条）。

根据这条的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在2001年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行为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对以上条文进行了具体化。

此后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又继续对此进行了补充，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专利诉讼保全制度。

根据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如果案件中构成专利侵权的可能较大，并且持续的侵权行为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那么诉前临时禁令就很有可能被支持。

在实践当中，为了防止一些人用临时禁令的手段去打击、伤害其他人，法律规定了在提出禁令请求时，需要进行担保。

在本案中，高通为了申请禁令，就提供了3亿人民币的担保。

当然，如果最终其败诉，那么除了这3亿外，高通可能还要赔偿苹果更多的金额。

事实上，由于专利诉讼的周期往往较长，一些产品生命周期较短的公司通常并不在乎最终判决，临时禁令就会对其造成打击。

从财报看，高通目前主要有三大业务板块：qtc（设备与服务）、qtl（授权和专利），以及qsi（战略投资）。

其中，qtc和qtl业务是营收和利润的主要来源，而qsi业务在多数年份中都是不产生营收的。

2017财年，高通年营收约230亿美元，其中qtc业务营收165亿美元，qtl业务营收64亿美元。

而qtl业务的专利一旦研发出来，基本就是“躺着收钱”，因此其利润率相当高。

事实也是如此，从数据上看，qtc业务的税前净利率仅有17%，而qtl业务的税前净利率则高达80%。

照此计算，2017财年高通利润的66%都是由qtl业务贡献的。

2018财年，高通出现了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究其原因，主要是qtl业务的下滑：在整个2018财年，高通qtc业务营收为173亿美元，增长了5%。

而qtl业务则受到与苹果公司诉讼等因素的影响，下降了20%，仅为51.63亿美元，其利润率也下降到了68%。

作为一家重要的手机生产商，苹果当然也需要使用高通的技术，于是也就难以避免“高通税”的困扰。

数据显示，在2016年，苹果向高通缴纳的专利授权费就高达28亿美元。

在技术上，它试图通过自主研发、向intel等其他公司购买技术等，绕开高通专利。

在这种背景下，苹果在2017年第二季度开始，就使出了更为极端的招数——拒绝向高通继续缴纳专利授权费——先断了高通的粮草，再慢慢和高通磨。

高通在2017年出现的营收下降，以及2018年的亏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一方面，高通由于苹果拒交费用导致利润大幅下滑，如果考虑到其他手机生产商效仿苹果，也加入拒绝交费行列，那么境遇就更为糟糕，赢得官司逼苹果缴费已成其突破困境的必然选择。

之前，有的报道中指出，高通按照手机零售价的5%收取专利费，并举例说售价8699元iphone手机需要向高通缴纳282.7元。

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原因有二：首先，“高通税”的计算方法并不是以零售价作为基准的。

因此，按照“高通税”的计算方法，计算的基准应该是手机从代工工厂的出厂价。

例如，2017年高通规定的基准上限是400美元，那么所有批发价超过400美元的手机需要缴纳的“高通税”就是20美元。

根据以上规则，考虑到苹果的利润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所谓的“高通税”并不像有些媒体中理解的那么高。

如前所述，2016年苹果向高通交的授权费是28亿美元，而当年苹果共售出2.16亿台iphone手机，基本每台手机都要缴纳“高通税”。

照此算来每台手机的“高通税”约为13美元，显然即使是对一些老旧机型，它也不足零售价的5%。

例如，如果苹果通过改变外观，或者加装了一个其他设备，使得手机的出厂价提高了100元，那么根据收费规则，这多出的100元也应该缴纳“高通税”。

当然，究竟两者之间谁的观点对，谁的观点错，“高通税”到底是高了、低了，还是刚刚好，这其中的问题并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而根据一些报道，在将系统升级到ios12以上版本后，就可以规避这两个专利，因此笔者认为禁令对苹果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苹果只需让零售商更新系统就可以将影响减到最小。

事实上，这两项专利其实对ios12以上的版本也是有效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院才对机型，而非操作系统发出了禁令。

此外，按照规定，在复议期间，禁令并不能解除，因此无论复议结果如何，从理论上讲，现在它应该是具有法律意义的。

相反，由于“双十二”等因素的作用，其中部分机型的销量还出现了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否能够有效执行禁令、怎么执行禁令，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由于禁令的可能影响实在太大，而且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因此不排除苹果会要求解除临时禁令。

为了防止禁令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它们很可能会加大诉讼的投入，力求在其他“战区”扳回一分。

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虽然高通和苹果在法庭打得激烈，但最终影响两家胜败的因素很可能会在法庭之外。

尽管苹果此前曾宣称，即使让自己的5g手机推迟一年推出，也要绕开高通的芯片，但是这一威胁真的可信吗？

我们知道，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都会带来一次“创造性毁灭”，而5g技术的应用毫无疑问将让手机市场产生重大变局。

要知道，之前苹果可是借势3g的兴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抢下了诺基亚的半壁江山。

而福州中院敢于向国际巨头发出禁令，本身也是一个勇气之举，充分反映了我国对知识产权重视，以及对知产保护力度的提升。

目前，我国的很多企业也面临着专利授权和使用问题，因此专利费用计算方法同样直接关乎它们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高通与苹果的“神仙打架”将会我们留下一个宝贵的范例。